【我的荣昌情缘】难以割舍的荣昌情缘

荣昌——难以抺掉的童年记忆

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我出生于荣昌县昌元镇，上有两个姐姐，下有一个弟弟，父亲在重庆市区一家机械厂上班，母亲无职无业。由于当时是计划经济年代，没有义务教育、没有医保，口粮和副食品凭户口定量供应，母亲留在荣昌抚育4个子女。

记忆中，每天天刚亮，两个姐姐就背着背篓到火车站捡“碳灰”，放学后再到附近农田里，去割剩下的莲花白桩子和白菜叶，这些东西卖了后也是一笔收入，可以补贴家用。

有时，母亲会做点咸菜，偷偷摸摸背到矿上去卖，傍晚换回两个“保健馒头”（矿工吃的白糖大馒头），分给依门而望嗷嗷待哺的4张嘴。假如被“市管会”撞见，咸菜还会被没收，母子五个就只能嘤嘤哭泣、无助望天。

我们一家住在白象街民国时期的串架瓦房里，由于地势低洼，每年汛期，洪水可以淹没房顶，粪水以及洪灾带来的各类垃圾，把城市蹂躏得一片狼藉。吃不饱、逃洪灾已然是生活的常态，贫穷与饥饿、肮脏和落后，深深烙在童年的记忆里。

荣昌——难掩清苦生活的悲伤

后来，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来到重庆沙坪坝跟着父亲，两个姐姐留在荣昌寄住在别人家。母亲在厂里做一些“125”（一天1.25元的平工）家属活路，其他家属由于是重庆户口，地盘踩熟了，经常把最累最脏的活派给母亲，比如：从卡车上卸煤炭、挑泔水喂猪。

父亲工作单位出证明，从小学到初中，我和弟弟得以在工厂附近的小学读书，但一直都被告知，要回到户籍所在地考高中。像我这种穷人家的孩子，一直是尖子生，当过少先队“大队长”、学习委员、语文课代表，还代表学校参加过比赛，但还是摆脱不了“县疙瘩”的外号，因为户口问题而受歧视。别人问我是哪里的人，我从来不敢提荣昌，只说是成都那边的。

70年代末，由于我小学毕业成绩好，被推荐到川外附中，因没有重庆户口，失去了这个名额；初中下学期，由于不能在重庆考高中，转学回荣昌，叹惜别。转学归来，荣昌的学校已把初三下学期的课程提前在上学期上了，整整落下一学期，中考成绩不理想，只能分到差班，从此学习的自信心、积极性以及成绩一落千丈。

荣昌成了我人生道上迈不过去的坎，一个永远醒不过来的梦魇，这座称之为故乡的县城令我隐隐生痛。成为重庆人，成了我读书时甚至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的愿望，用“望眼欲穿”来形容也一点不为过。

荣昌——我奉献青春热血的地方

80年代，我从高考的独木桥被挤掉后，参加了第一批公招，进入体制内，分在偏远的乡镇，成就了我20多年浮躁和不安的青春岁月及生命时光。

梅雨季节，泥泞的乡镇公路，回县城要坐7、8个小时的公交车，回城不仅遥遥无期，而且毫无着落。那时没有成渝高速，乘车翻歌乐山颠簸十八弯；没有高铁，坐绿皮火车要坐6个小时。那时，重庆，已与我渐行渐远。在乡镇结婚生子，生活把诗和远方磨砺成了当下。

正是改革开放初期，私营经济带来的活力与无序、繁荣与嘈杂并存。市场监管工作，冬天一身雨与泥，夏日一身灰与汗。单位、家庭，两点一线，相夫教子，兢兢业业工作、有条不紊生活。岁月如白驹过隙，几十年的光阴，让我学会了从容。日子艰辛，却也悠悠，吾心安处即故乡。

荣昌——我日新月异的家乡

在重庆8年的读书时光里，只回过两次荣昌。1995年通车的成渝高速缩短了荣昌与主城的距离，1997年直辖后，荣昌成了“渝西门户”，这座默默无闻、悄无声息的城市，走上了自己的发展之路。谋求改变与发展，一代一代荣昌人把“知道与做到”化为实干。

曾几何时，翻胎厂、焦煤厂的黑烟飘在晾晒的衣物上；从西街到老县政府的路上只有两三棵歪脖子梧桐树；供销社、百货公司、土产部为主要经济的平房中间，是一条高低不平的石板路；濑溪河上除一座1000多年历史的施济桥，只有几尺宽的小滩桥、观音桥……而今，荣昌正以崭新的姿态实现千年跨越——国家卫生城市、文明城市、生态环境城市，如凤凰涅槃、美不胜收。

区十四次党代会提出“打造成渝城市群新兴战略支点”，这一变化跳出了原有的格局，是竭尽心智的一次大手笔提升。确定了建设国家高新区、国家货运机场、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三件大事，体现从全局谋划一域、以一域服务全局的大智慧。从前鲜为人知的荣昌城将由“地理边沿”变为“开放前沿”。

在这盛世，风起云涌，“耕田与凿井，熙熙千万春”，我们满怀憧憬并将收获更多的惊喜和美好。

物有甘苦，何况人生。回头看来时的路，回忆那段蹉跎岁月，余生亦晚竟然升起丝丝温暖。那些人、那些事、那些日子，无论欢喜与忧愁，荣昌情愫早已融在我的血脉里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敖素美，女，1966年生于荣昌，在重庆沙坪坝读小学、初中，由于户籍关系转回荣昌中考。1984年，荣昌第一次公招时进入公务员系统，现为荣昌区市场监管局纪检组副组长。